1906年，他转向树胶种植业发展，这使他的经济开始腾飞。早期的树胶种植业被视为欧洲人的行业，少有华人参与。陈嘉庚向马六甲的陈齐贤询问了有关胶籽的情形后，买籽撒播于福山园。后来，这些胶籽成为他日后发家的基础，使他成为了胶业巨子，华社领袖。

　　以后，陈嘉庚便在柔佛的笨珍港和老谢港开辟两个树胶园，此时正值胶价大涨，同时，米店与黄梨罐头的生意也为他带来大笔财富。至1910年，陈嘉庚在商业活动所获得的利益，已使他成为百万富翁。之后，他继续兴办罐头食品厂和米磨坊，开拓海外市场，取得巨大成功。

　　20世纪初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兴起，南洋各地的华侨积极响应，在新加坡开始有兴中会的活动。陈嘉庚当时对大清王朝早已失去信心，目睹了西方列强的猖獗与清廷的腐败无能，他更认定"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"。在革命书报的影响下，他开始向往孙中山的革命事迹。

　　1909年的一个晚上，陈嘉庚通过友人的介绍认识了孙中山，并参加了同盟会会员在晚晴园的秘密聚会。第二年，他便正式加入同盟会，剪掉辫子，与清廷断绝关系。

　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。11月8日福州光复的消息传到新加坡，福建华侨均兴奋万分，拥到直落亚逸路天福宫福建会馆，商议筹款救济和支援福建革命政府。大会一致同意展开"保安捐"，推举年方37岁的陈嘉庚为保安捐主席。当他证实福建全省已光复时，便立即汇去银元2万。此后，陈嘉庚落力发动华侨踊跃捐款，先后汇回20余万元。同年，孙中山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陈嘉庚立即汇去5万元以示支持。从加入同盟会到支持辛亥革命，体现了陈嘉庚爱国的政治热情。

　　倾资办学——陈嘉庚久居新加坡，对当地的教育问题特别重视。他在新加坡的兴学，始自1907年联合闽帮侨领创办道南学校。从1911年开始，他先后领导华侨创办5所华校，资助2间英文学府。除了道南学校，1912年创办的爱同学校，1915年创办的崇福女校，1918年创办的南洋女校，陈嘉庚都是创办人之一。他于1918年发动创办新加坡第一间华文中学，即南洋华侨中学(华中)，并担任多届校董会主席。

　　辛亥革命前后十年，陈嘉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办学上，像这样长时间，大规模，倾全力兴办教育事业，在整个华人教育史上，可说是前无古人的。

　　陈嘉庚对于推动福建省的教育发展，更是不遗余力，他认为把家乡教育办好是促进国家强盛的第一步。1913年，他决定在集美兴办一所小学，其后又和胞弟陈敬贤陆续在集美和厦门开办中学，高级学府，师范和职专等。1927年春，集美将原有各部独立为校，统称"集美学校"。

　　1919年7月，陈嘉庚发起兴办厦门大学的热潮，并将自己所有的资产，报国商业楼宇，栈房，地产及树胶园转让至集美学校名下，而这些资产的盈利全拨为厦大和集美二校的经费。他当场认捐100万元作为厦大的创办费，还承诺另外300万元的常年经费。当时，厦大是中国唯一独资兴办的大学，又是全国院系最多的五所大学之一。创办厦大使陈嘉庚名扬整个中国和南洋，巩固了他作为新加坡华社领袖的地位，也提高了他作为社会领导的声望。

　　除了长期支持厦大集美二校外，陈嘉庚还慷慨资助中国及新加坡的许多学校。其"倾资兴学"的精神和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受到后人的肯定与景仰。

　　抗暴反侵略——1928年5月3日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在向北京挺进时，在山东济南遭到日军的野蛮干涉，中国军民死伤惨重，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也被日军拷打至死。这一血腥的"济南惨案"激起新马华侨的爱国民族主义精神。陈嘉庚领导了"山东筹赈会"，抵制日货，周济蒙难军民。11日，怡和轩发出一张通告传单，提出在中华总商会召开一次大会，商讨赈济山东难民的问题。有千余人出席了大会，陈嘉庚担任大会主席，发动讨论如何让"死者可葬，伤者可医，散者可聚"。大会还选出了以陈嘉庚为首的跨帮性工作委员会，成立了"山东惨祸筹赈会"。这一项募捐运动不久席卷了新马两地的华人社会，形成了一项跨帮跨派，深入民间的政治性群众运动，促进了华社民族主义思想的蔓延与深入。

　　陈嘉庚当时从维护国家统一的愿望出发，坚决支持南京政府。他不但积极开展反日宣传，抵制日货，而且还向华侨筹募巨款，汇往上海支持抗战。